论藏义注的撰写
他受一位与自己同名、著有《索达达基》（Sotatthakī）的觉音比丘的请求，撰写了《殊胜义论》、《迷惑冰消》以及《界论》等五部论的义注，共三部论藏义注。
在这几部义注里是这样说的——
“受到戒行清净、智慧精细而无垢的
觉音比丘恳切地请求”（法集论义注·序论），以及——
“由被师长们取名为觉音的长老所撰写的
这部名为《殊胜义论》的法集论义注”（法集论义注·结语），以及——
“为了阐明它的意义，我受到德行坚定、
领悟敏捷、智慧优秀的修行者觉音的请求，
着手编撰的这部阐释极其精微的义理的义注，
因为能消除迷惑，名为《迷惑冰消》”（分别论义注·结语），以及——
“由被师长们取名为觉音的长老所撰写的
这部名为《迷惑冰消》的分别论义注”（分别论义注·结语）。
然而在这三部之中，五论义注既没有特别的书名，也没有说明请求者，看起来只是觉音阿阇梨受自己的信心推动而撰写的。
因为在它的结语中这样说：
“依据善等诸法的分类，以各种计数的方法，
导师详细解说，
决断周密，宣说了名为《发趣论》的第七部论书；
我以信心着手为它撰写的义注……”以及
“到此为止，
怙主所宣说的、由七部论书组成的论藏，
也就是天中之天从前在天界为诸天所说的论藏；
对整部论藏所作的这部义注已经完成。”（《发趣论义注》19-24.1）以及
“由被师长们取名为觉音的长老所撰写的
这部对整部论藏所作的义注”（《发趣论义注》19-24.1）。
然而有些近代的长老说：“诸部论藏义注是僧护、佛友、光护等人中的某一位长老受觉音阿阇梨的请求而撰写的。”
他们的论证是这样的：在《殊胜义论》和《迷惑冰消》中，作者说：“他受觉音的请求撰写了这两部义注。”
由此可知：“撰写它们的另有其人，觉音阿阇梨在这两部义注中只是请求者而已。”
而在诸部阿含（尼柯耶）义注中，觉音阿阇梨——
“戒论、头陀法，以及所有的业处……（中略）……
由于这一切都已由我在《清净道论》中讲得极为清楚，
所以我不在这里再详加探讨。”（长部义注1·序论）——
像这样，戒论等内容是他自己在《清净道论》中讲过的，这一点是用“我”（mayā）这个词表明的。
但是在《殊胜义论》（Aṭṭhasālinī）中——
“所有的业处、性行、神通与观，
因为这一切都已在《清净道论》中阐明。”（法集论义注·序论）——
像这样，这里说的时候没有用“我”（mayā）这个施事词。
由此也可以知道：“《清净道论》的作者是一个人，阿毗达摩义注的作者是另一个人。”
虽然在阿毗达摩义注中，请求撰写的觉音只是用“比丘”和“修行者”这些一般的德称来称呼，没有用“长老”这个带有敬意的德称，但由于他又被“戒行清净、智慧精细而无垢”以及“领悟敏捷、智慧优秀”这些特别的德称所赞美，所以可以认为：“他正是撰写《清净道论》等书的觉音阿阇梨。”
因为他从受具足戒的时候起就精通典籍，具备通晓教理的德行，而在那时他可能戒腊还不满十年，所以没有被称为“长老”——可以这样理解。
然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过度推想而已。
因为不能认为觉音阿阇梨长老“在那时戒腊还不满十年”，这是由于《清净道论》的结语中也说“由被师长们取名为觉音的长老”；而且只用“戒行清净、智慧精细而无垢”或者“领悟敏捷、智慧优秀”这样各两个德称来赞美，并不算充分赞美了他，反倒像是用“太阳升起，使萤火虫黯然失色”来赞美太阳一样。
阿阇梨在自己各部著作的结语中，不是已经——
用“以最清净的信心、智慧与精进为庄严，汇聚了戒、行仪、正直、柔和等种种德行，能够深入自宗与他宗的深奥之处，具足智慧与明达，对三藏教理的各个部分以及连同义注在内的导师教法具有无碍的智慧力量，是一位大文法家”等等——
宣示了与自己相称的德称吗？而且正是他把古代的僧伽罗义注加以摘要，作为新编义注的首创者而成为先导，其他新义注的作者则是追随他，撰写了剩下的一两部义注。
而且在阿毗达摩义注中，凡是《清净道论》里已经讲过的义理，都在相应的地方从那里取来，照原样讲述。
特别是在缘起分别、蕴分别、处分别、界分别、谛分别的注释以及禅那论的注释中，这一点极为明显；即使其中有少许几处注释与《清净道论》不同，也应当理解为是依照阿毗达摩论师们的见解，按古义注中的说法讲述的。
正如在《殊胜义论》中可以看到参照律藏义注《一切善见律注》（Samantapāsādikā）的地方（法集论义注1·不善业道论），同样在《一切善见律注》中也可以看到参照《殊胜义论》的地方（波罗夷义注1.11）。
如果《殊胜义论》是别人撰写的，这两部书之间怎么能互相参照呢？
所以，阿毗达摩义注中那位请求撰写的觉音，是与阿阇梨同名、直到今天在师承中一直被称为小觉音（Cūḷabuddhaghosa）的另一个人，是《索达达基》（Sotatthakī）一书的作者，而不是大觉音阿阇梨长老。
正因为如此，那里才说“比丘”和“修行者”。
如果仅凭这些还不能得出定论，也可以这样考察：僧护等长老为了撰写《清净道论》等书而请求觉音阿阇梨长老的时候，是相信他比自己更有能力而请求的呢，还是并不相信而请求的呢？
显然，他们正是因为相信才请求的。
既然如此，觉音阿阇梨长老本人比别人更有能力，为什么还要请求别人来撰写呢？
因为对于具足信心、具足能力、正值盛年的阿阇梨来说，撰写一部更优秀的阿毗达摩义注不会是难事。
而且阿毗达摩义注中的说法，与《清净道论》和各部阿含义注中的注释语句完全一致。
如果阿毗达摩义注是别人撰写的，它们在措辞上无论如何总会有所不同。
而这些义注结语中记载的“由被师长们取名为觉音的长老撰写”这句话，就清楚表明它们是觉音阿阇梨撰写的，而不是别人撰写的。
那些说“是别人撰写的”的人，也不能确切地指出“是某某长老撰写的”，而且连一点能证明这种说法的依据也找不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得出结论：阿毗达摩义注也是受到名叫觉音、如今被阿阇梨们称为小觉音的比丘请求，由撰写了《清净道论》、律藏义注和阿含义注的大觉音阿阇梨长老本人撰写的。
然而，《大史》中以“觉音阿阇梨在前往僧伽罗岛之前、还住在阎浮提的时候，就已经撰写了《殊胜义论》”这样的意思——
- “他为《法集论》撰写了注释《殊胜义论》（Aṭṭhasālinī）。”——
（史书上）是这样说的，但这和现在见到的《殊胜义论》并不相符。
因为在这部《殊胜义论》里，一开篇就指示读者参看《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后面还在许多地方指示读者参看《清净道论》和《一切善见律注》（Samantapāsādikā）。
所以，这位阿阇梨（觉音）是到了僧伽罗岛，写成《清净道论》和《一切善见律注》之后，才写成这部注释的，这一点非常明显。